今年2月，一架从四川达州飞往福建泉州的航班上，一名61岁乘客突发昏迷，送医后不治身亡。
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广泛讨论。有人提出疑问，这架载有上百名乘客的航班，真的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吗？
航空公司回应称，乘务组在发现乘客无应答时，立即广播寻找医务人员，但始终无人回应。只能由乘务员按照程序为其吸氧、做心肺复苏，直到飞机落地，由地面医护人员接手。
家属对于航空公司的回应并不满意，事后发文，希望找到同机乘客，还原抢救经过。
也有人从事后家属的态度中推测，如果当时有医生出面，那么他可能面临家属的指责和法律风险，有可能成为航空公司转嫁责任的对象，甚至称“幸好没有医生掺和进去”。
飞机、高铁上遇到突发状况，医生挺身而出，抢救生命，最终收获掌声与感激，这是以往常见的报道。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好，与其他公共场合不同，在列车或航班中站出来的医务人员往往需要出示执业资质，全程被乘务员录像记录，事后还要留下姓名电话单位，甚至有可能面对家属追责带来的争议和纠纷。
于是，施救变得沉重。本该被鼓励的善意之举，成了一场权衡利弊后的风险决策。医生害怕义务救助后，责任被无限放大；乘务员也害怕流程疏漏后，被乘客投诉追责。原本该被鼓励的救人之举，逐渐变成了一场需要慎重权衡的风险决策。
“白大褂一脱，别人生死与我无关”，这句话，正在一些医生心中生根。因此，那些听到寻医广播后，在起身与沉默之间做出选择的人，他们的迟疑与克制，值得被探讨。
一次不舒服的见义勇为
去年五一假期，一趟京沪高铁列车上，广播突然响起一条求助信息：商务座有乘客突发意外，急需医生帮助。广播刚播完第一遍，车内一阵骚动。没买到票，只能在8号车厢过道蹲着的王德森——一名即将入职三甲医院的胸外科医生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没有上前。
“广播没说乘客病情，我只是名外科医生，万一去了帮不上忙，又耽误别的医生救治就不好了。”他想。
这是他迟疑的第一个理由。但远不止这些。
王德森快要博士毕业，五六年前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，也曾在120救护车上轮转过一段时间，接受过系统的急救训练。按理说，他具备足够的能力应对突发状况。但现实却让他多了一层顾虑。
“通常我的同事们遇到这种情况，都不太愿意救助，因为怕担责任”，王德森说，就连在三甲医院做行政工作的父亲也常劝他，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因为他父亲的医院里有规定，如果有医生引发了负面舆情，即使本人没有责任，也可能被通报、扣绩效，甚至丢掉工作。
现实会让一些医生面对突发状况时产生顾虑
广播又响起了第二轮播报。王德森知道，列车上还没找到医生。出于医生的责任感，他决定先去看一眼。他从8号车厢一路穿过五六节车厢，最终在列车头部找到了那名乘客。
乘客被安顿在座位上，能说话、能喝水，没有晕厥、脸色煞白等典型症状，精神状态看起来很正常。现场围着三四名乘务人员和一个乘警，也没有表现出急切的神态。以他过往的急救经验判断，患者问题不大。他简单问诊了几句，得知对方年纪轻轻，患有慢性肾炎，当下感到“烧心”，没有明显疼痛，但一直怀疑自己有心脏疾病。
王德森帮他测了心率和血压，一切正常。初步判断是消化系统的问题，“跟心脏没有太大关系”。王德森说，“这种情况属于‘疑病症’——自己本身没什么病，但是疑神疑鬼地认为自己有病而造成的过度紧张。”他能做的主要是安抚情绪，告诉乘客可能是反流性食管炎，“下车后买点奥美拉唑吃就可以了”。乘客听完，明显松了口气，觉得身体好些了。
真正让王德森感到“不愉快”的，是事后的操作流程。乘务员递来一张表格，要求他登记姓名、电话、工作单位，理由是：事后方便向单位内部汇报备份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写了。
登记完，乘务员请他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但王德森没有座位，他看到商务车厢很空，询问对方能否让自己暂时坐在这里，等来人了就走。乘务员客气地回绝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有规定，不可以这样。”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能转身离开。
“我就又回到8号车厢中间，找了个角落蹲着……我也说不上来自己在不愉快什么，但从头到尾，整件事就让我挺不舒服的。”
现在回想起来，王德森还多了些后怕，自己当时留下了电话和工作单位。“万一后续患者真的出现心脏问题，会不会反过来追责到我，甚至追到我单位？”
“救人之后”的顾虑
王德森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。几年前，曾出现过“救人反被告”的案例。
2017年，一名72岁的齐老太在药店突然晕厥，药店老板孙向波在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时，压断了双侧12根肋骨。事后，齐老太将孙向波告上法庭，要求他支付近10万元的赔偿金。案件经过一审、二审和再审，最终在2021年，法院认定孙向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。
一位法律相关人士汤诗诣告诉南风窗，法院如此判决的理由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孙医生在紧急情况下自愿救助老太，其施救行为恰当，救治过程不存在过错。至于老太肋骨骨折，是对骨骼脆弱的老年人进行心肺复苏时难以避免的伤害。试想，若医生未施以援手，老太失去的很可能是生命；
二是自愿救助他人是美德，如果救助人因此承担责任将导致社会价值观没落，不利于激励医生进行院外救助，更不利于弘扬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。
但和“扶不扶”一样，只要有一例诸如此类的诉讼发生，不管判决如何，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。
中医学专业的研二学生熊熊，在网上也看过不少类似事件，其中有真有假，但这种担忧却存在。
去年7月，他在厦门开往漳州的动车上，救助了一位被铁制杯子砸到头的小孩。刚听到求助广播时，熊熊很犹豫，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执业证，但“一个人有点怕”，直到看到同车厢有位阿姨起身，他才敢跟着一块过去。
到达现场后，他们给孩子做了脉搏、心率等简单查体，又检查了头部没有流血红肿情况，孩子也没有头晕头疼，“因为车上没有设备，所以无法进行其他检查”。情况暂时还可以，但他们也一直跟家长强调，“症状可能是迟发性的，不能因为查体正常就完全放心，下车后最好要完善头颅CT等检查”。
事后，乘务员让他们填写“旅客旁证材料”，其中包括姓名、身份证、工作单位、事情经过……熊熊犹豫不决，反倒是同行的阿姨拒绝得很坚决。她告诉乘务员，“我已经退休了，他还没毕业，我们能过去看就很不错了，而且买票都是实名制，想找人很容易，没必要再写这么多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”。
但依旧不断有乘务员前来劝说，一再强调这是流程需要，“陆陆续续交涉了20多分钟，最终还是没填，他们也没再强求”，熊熊说。
后来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导师，导师特意给他找来法律条文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第184条规定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。此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二十七条也规定：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；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。
熊熊明白，导师这是想告诉自己，碰到这种事不用怕，法律是支持医生去救助的。但他仍有担心：“说实话，法律保障是一方面，更大的问题是流程和人心。就算你做对了，如果有人揪着你，那后续要耗费的精力也很多。”
孙向波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官司拖了4年，虽然最终赢得了清白，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，自己承受了经济和名誉上的双重打击，那种被纠缠的感觉让他很痛苦，药店生意也受到了影响，2019年就彻底关停了。
“我们不是怕救人，是怕‘救人之后’。”这是不少医生私下里的共识。
无奈的乘务员
关于“医生高铁救人”引发舆论风波的事件之一，是2019年发生在广西动车上的一幕。一名女医生在高铁救助患病乘客后，被列车员索要医师证，还被要求写情况说明书、签字画押。此事被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媒体接连报道。南宁客运段发表致歉说明，称在处置过程中，未向医生做好沟通解释，造成了误解。
那一场公共讨论延续了许久，焦点集中在：医疗人员在院外施救，是否属于非法行医？万一日后产生纠纷，医生是否需要承担责任？铁路工作人员这种做法是否为了“转嫁风险”？
6年过去，这些争议没有消失，反而又在飞机上重演。今年1月23日，一名乘客在杭州飞往里斯本的航班上突发疾病。有医生及时出手救助，却在事后被航空公司要求出示执业证书。3天后，涉事航司回应称，这是“为还原事件经过所需的流程”。
航空公司要求医生出示执业证书
汤诗诣认为，从法律层面上乘务员的行为是合理且必要的流程，“只有医学专业人士才有救助能力，乘务员查看医生资质是对乘客负责的表现。如果真出现违规致人受伤的情况，也有助于锁定责任人”。
解释看似合理，但在医生眼里，类似操作的信号很明确：如果你出手救人，就要准备好被全程录像、身份审查、责任追踪。这也是医务群体听到寻医广播时不敢起身的顾虑。
乘务人员的顾虑也和医生类似。面对突发情况，有一处细节没做到位，就会被投诉。“但这世上没有完美流程，如果有人想找事总能找得到。”一位在国内航空公司有五六年工作经验的乘务员小雯，给南风窗讲了两个在她们内部用来学习的案例：
有一次，一名乘客要求帮忙冲药，乘务员照做了，但因为没有把药泡开，事后被投诉“延误治疗”，旅客最终获得了赔偿；
还有一次，有乘客在飞机起飞阶段要水，乘务员等到飞行平稳后才送去，结果也被投诉。理由是“耽误了吃避孕药”，导致怀孕。
像小雯这样的乘务员早就接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，飞机上也配备了应急医疗箱、急救药箱等设施。如果乘客只是意外发生小的擦伤、烫伤，乘务员完全可以提供绷带或帮忙包扎；但涉及到用药、打针等医疗行为，他们一律不能动手，哪怕只是递一片晕机药，也要格外谨慎。
乘务员接受过专业的救急培训，在使用药物等方面也需格外谨慎
原因之一就是，乘务人员没有医疗资质，只能广播寻求有资质的医生，协助他们提供帮助。小雯说，只要航班上有医生响应广播，他们会第一时间请医生出示证件，全程记录施救过程，之后还要让医生签字、留下联系方式，证明一切是“依照医嘱操作”，万一有人投诉，他们能有证据自保。
这让乘务员和医生都陷入到了尴尬境地。遇到有人寻求帮助，出于善心，都想施以援手，可一旦涉及到追责问题，双方又有同样的顾虑，“有一个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，那就是全盘皆输”，最终受损的，是患者本身。
小雯说，假如某天没人响应寻医广播，乘务员只能尽最大能力提供基础服务和常规救助行为（如心肺复苏），其它“什么都做不了”。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，飞机才会考虑紧急备降，但在大多数时候，飞机无法中断行程，患者只能熬到落地再说。
谁能来担责？
如果说在公共交通中，医生和乘务员的最大顾虑，是一不小心成了责任主体，那么，要想真正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施救，就必须在制度层面引入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机制。救人，不能只靠情怀和口号，更要让当事人心里清楚，一旦事情演变成纠纷，有人会为他们撑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墙。
小雯最近刚转到一家国外航空公司，她告诉南风窗，相比之下，外航在应对突发医疗情况时的流程更加清晰，也更有底气。如果旅客需要用药，只要简单确认对方是否有药物过敏史，就可以发放常用药品，包括退烧药、止痛片，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药。
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支撑点——地面医院的实时支持。小雯透露，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，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，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，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、用多少，乘务员照做即可。整个过程会被记录在案，不需要谁为判断失误单独负责，也没有人被迫“自证清白”。
大多数外航都与医院签有合作协议，一旦旅客出现身体不适，乘务员可以通过无线系统联系地面医生
相比之下，国内虽然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保护施救者，但漏洞仍然存在。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刘颖律师指出，如果救助行为存在“重大过失”，比如明显违反医学常识或操作错误，仍有可能面临赔偿责任。但所谓“重大过失”，在法律中并没有一个清晰、统一的定义。急救现场又往往混乱、条件有限，医生很难在事后完美复原当时的处置过程，一旦受助方事后反咬一口，医生将会陷入“有理说不清”的境地。
此外，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豁免规定也较模糊，一些细节地带存在争议，像退休医生、非本专业医生出手急救时，是否受到同等保护，也缺乏明确界定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施救者该如何自保？刘颖律师提了些建议，比如，在缺乏监控设备的场景，施救者可以用手机录音，记录患者的意识状态、呼吸情况及周围人的描述；并且邀请在场证人，用他们自己的手机拍摄施救过程，并留下联系方式；也可以借助“平安好医生”等第三方平台，实时上传救治记录，形成带时间戳的电子证据。此外，保留用过的药品安瓿、器械包装等物证，也有助于后续专业鉴定。
在刘颖看来，未来在制度保障上也应该进一步着手完善。比如，应该清楚地划定什么叫“重大过失”，把救人时的“合理行为”和“严重失误”区分开来。同时，还要设立反诬告机制，一旦有人恶意指控施救者，就必须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，不能让医生在善意救人后被反咬一口。她还建议推行急救行为备案制，施救结束后，医生可以通过卫健委平台事后报备，作为将来举证的依据。
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可以推广急救医疗责任保险，一旦出现争议，由保险兜底赔偿，最大限度减少医生和施救者的个人风险。
急救医疗责任保险的推广，在一定程度上能最大限度减少医生和施救者的个人风险
在南风窗采访到的三位医务人员中，白雅茹是唯一一个不怕被事后纠缠的。她的底气，来自背后强有力的官方后盾。她出身军医家庭，自己也是转业军人，目前在一家三甲部队医院任护理督导专家。她说：“我们医院从来不会因为舆论去处罚医生，反而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们。对于在任何场所勇于站出来救助病患的医护人员，医院都是鼓励和支持的。”
不过，即便是白雅茹，也曾有过不愉快的救人经历。大约七八年前，她在西安前往西宁的高铁上，遇到一位乘客小腿被车门划伤，伤口约8-10厘米长，血顺着腿往下流。当时列车上没有缝合工具，她只能用产妇急救包进行清洗、消毒和包扎，好在距离到站时间并不长，她就建议乘客下站后找医院进一步处理。
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没想到之后列车员又要她填了一堆表格，还按了手印。“我很反感那个红手印，就像你做了什么错事一样。”她说，“我愿意帮忙，但不想被这样对待。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感谢，只有乘客说了句‘谢谢’。”
她理解列车方需要流程，但难以接受那种冷漠的态度。“你可以拍视频、留证据，但应该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整个过程只感觉到乘务员担心背锅，生怕万一有责任扛到自己身上。”
即便如此，白雅茹仍然坚持，如果将来再遇到类似情况，她依然会挺身而出。但不是每一个医生都像白雅茹一样，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为她保驾护航。更多人，在公共场合伸出援手之前，会先问一句：值不值得？万一呢？
网络审视下的不安
这种犹豫，除了责任制度的缺位，更与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的医患矛盾息息相关。医生不只是医生，他们成了随时可能被围观的公众人物。一旦卷入突发事件，手机镜头往往比急救箱更快到场，而网络判断也常常快于专业诊断。
“医生最怕的不是施救，而是被拿放大镜检视，最终上升为公共事件。”王德森告诉南风窗，即便在医院里，医生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，出错是医疗工作的一部分。
比如操作中不小心损伤一根血管，或者大型手术中局部止血时多出100毫升的血，这些情况在专业上都是可控、可补救的，不会造成后遗症。但如果放到网络上，“不完美”就会被放大成“失职”，被渲染成耸动的公共舆论事件。
即便在医院里，医生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
公共空间的情况更加复杂。高铁车厢、飞机通道、马路边，既没有配套的医疗设施，也没有完整的抢救空间。医生在这种场景中施救，只能依靠临场经验和条件反应，但围观者和网络却往往要求医生做到“标准化施救”。
有人因为撕破病人衣服做心肺复苏，被要求赔偿衣物；有人因为没有“先摸颈动脉再按压胸口”，被质疑专业不合格；还有医生在海边身穿泳衣抢救溺水者，被人造黄谣，贴上“不要脸”的标签。哪怕最终被媒体辟谣澄清，这段经历对施救者而言，也是一场身心俱疲的风暴。
这是一种荒谬却真实的处境：救，可能付出声誉、时间、金钱甚至法律上的代价；不救，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医生要在这两者间，反复权衡、犹豫、掂量。就算不救，也不会有人责备。“白大褂一脱，别人生死与我无关”，这句话在医生群体中反复被提及，正是多年防卫与受伤后的自我告诫。
这种对“救”与“不救”的犹豫，不仅是医生的困境，更是一个社会信任滑坡的缩影。医生不信任患者和乘务员，乘务员不信任医生和患者，乘客也未必信任自称“专业人士”的他人。人们在互相防备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指责的对象。责任在这个多方交错的结构中，成了一把没人敢接的刀。
责任在这个多方交错的结构中，成了一把没人敢接的刀。
而制度保护与社会舆论的缺席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这种“逃避式自保”。人们习惯把医生塑造成无私的“服务者”，却忽略了他们首先是普通人，会恐惧、会焦虑、也会自我保护。如果“救人”变成了一场风险极高的社会赌博，最终只会把原本愿意挺身而出的人，逼退回人群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仍然有医生愿意救人，只是他们的方式，正在悄悄变化。
熊熊说，自己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，还是会很犹豫，“可能先远远看一眼”，如果判断自己有把握成功，再去上前。平时出门旅游时，他也会在包里常备几根针，要是遇上突然晕倒的人，就可以针灸急救。现在更多时候，这些针被用在旅途中，帮那些和他聊得来的游客们“扎两针养养生”。
这是他表达善意的另一种方式——在不引人注目的时刻，在被允许的范围内，温柔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。
那双愿意施救的手，并没有完全收回去，只是学会了更安静地存在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王德森、熊熊、小雯和白雅茹为化名）
作者 | 乔悦
原标题：乘客突发急病，医生为何不救